在后周时期，赵匡胤的资历并不算深厚，因此才得到柴荣的重用，被作为心腹倚仗，用来平衡后周军中原有的权力格局。那时，许多老资格的将领早已在军中成名，例如李重进等人，他们凭借累积的军功与威望，在军中有极高的地位与影响力。赵匡胤后来能够“黄袍加身”，取代柴氏江山，这其中固然有他个人的谋略与果敢，但若没有柴荣晚年对他的高度信任，也绝难成功。柴荣在临终前，为了削弱潜在的威胁，还特意将李重进外放到扬州担任淮南节度使，其他有可能威胁皇权的将领也大多被分派到地方，只留下了韩通在京师。可以说，赵匡胤的崛起，既有个人机遇，也受惠于柴荣的布局。
然而，柴荣没有充分意识到的一点是，赵匡胤并非孤军奋战。他背后有一整套人脉与势力——那就是“义社十兄弟”。这批人原本就与赵匡胤结为生死同盟，除了极少数被派驻外地，其他几乎都被安插在殿前司和侍卫司这两大禁军核心机构之中。他们本质上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，彼此荣辱与共。赵匡胤后来之所以能够推行“杯酒释兵权”，除了他个人的威望与人际手腕外，更重要的是他牢牢掌控着当时中原最强的十几万禁军。他先后平定潞州李筠、再灭淮南李重进，用军事胜利昭告天下：自己不仅是新皇帝，更是中原最强的统帅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再辅以财富与地位，军权的收拢自然水到渠成。那些可能反对的势力，实际上早已被肃清。可以说，赵匡胤确实有非凡的本事，否则也无法终结数十年的乱世局面。
展开剩余69%从整体上看，赵匡胤确实兼具勇略与智慧。除了陈桥兵变这一突出的事件，他在之后的治国与用兵上表现也相当出色。事实上，他在兵变之后入主开封，也并非一路顺风，而是经历了艰难的权力整合过程，最终才逐步扫平南方各个割据的小国。有些人批评他“杯酒释兵权”导致宋朝军事羸弱，其实若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来看，这一决策无疑是合理的。他削弱的主要是藩镇割据的权力，而并非全面否定武将的作用。宋朝军事力量的衰退，更多是和后来的澶渊之盟所带来的长期和平有关，而这一局面则更多要追溯到赵光义的统治。若一定要追责，也不过是赵匡胤确立的皇权凌驾于军权之上的制度，使得皇帝可以随意干预军事，甚至亲自指挥战事。赵光义执政时玩弄阵图的荒唐行为，就是这种制度的一个典型后果。
至于当时的对外局势，也需要结合现实来看。契丹在十世纪初便已建国，形成了一个制度完备的封建国家。而此时的中原却仍处于战乱与重建之间。面对这样的强敌，除非中原有绝对压倒性的军力，否则几乎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获得战略性的全面胜利。赵匡胤在平定内乱、强化禁军的同时，也必须顾及国内经济与生产的恢复。持续的大战消耗过于巨大，所以他采取了相对稳健的“长远之计”，这无疑是合乎情理的。
至于“崇文抑武”的问题，赵匡胤并不能简单地被归为这一类。与前朝后周相比，郭威本就是宰相兼枢密使，依靠兵变称帝，在位期间又有王峻这样的开国功臣跋扈，所以他更倾向于压制武将。而柴荣本人缺乏军功，在郭威去世后即位之初并不被军队服气，因此不得不以威势震慑，加上他死前托孤的也是三位文臣宰相，实际上对军队关系疏远。赵匡胤反而吸取了这些教训，积极提高武将地位，甚至与武将联姻。他削弱的只是地方藩镇的割据势力，同时加强中央集权，使军政大权集中在朝廷和亲信手中。
“杯酒释兵权”实则是当时唯一可行的办法。因为五代以来，武将掌握军队的破坏力实在太强：牙兵弑杀节度使、节度使挟制天子，这类情况屡见不鲜。要么彻底清洗武将，斩草除根；要么就是采取怀柔之策，让他们功成身退、颐养天年。赵匡胤选择了后者，并且在此之后仍不断提拔新生代武将，如潘美、曹彬等人，继续南征扩张国土。由此可见，他并非一味重文轻武，而是在大局中寻找一种平衡，使国家能从乱世走向稳定。
这才是赵匡胤治国用兵的真正意义所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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