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宋建立初期，社会上流传着一个耐人寻味的传言——据说宋太祖赵匡胤在生前亲自立过一块石碑，并在上面刻下誓言，要求后世皇帝遵守。这块石碑的存在本身极具神秘色彩，起初只有皇帝能够接触，外界全无所知。直到金国铁骑攻入汴梁，宫室遭到洗劫，这块所谓的“誓碑”才逐渐浮出水面。据传其内容涉及宋朝取代后周后的态度，强调对前朝皇室的善待。这一说法一经广泛流传，便被不少人当作史实看待。然而在正史中，却并没有相关的明确记载，因此石碑的真实性一直存疑。本文便聚焦于其中关于柴氏子孙的部分，探讨宋太祖及其后代皇帝是否真的如传言所说那般优待柴氏后人。
公元959年，后周世宗柴荣（史书上应称“郭荣”，但本文依旧沿用柴荣的称呼）病逝，年仅七岁的儿子柴宗训即位，是为后周恭帝。次年，赵匡胤发动“陈桥兵变”，黄袍加身，迫使柴宗训让位，自立为帝，宋朝由此诞生。由于得位名不正，赵匡胤必须谨慎行事，不能贸然对后周宗室下狠手。柴荣去世后留下四个儿子：恭帝柴宗训、曹王柴熙让、纪王柴熙谨以及蕲王柴熙诲。除了曹王柴熙让下落不明外，其余三人均被“妥善安排”。
展开剩余75%赵匡胤将小皇帝柴宗训降封为郑王，并赐予象征免死的“丹书铁券”，迁居房州安置。表面上看，他颇有宽仁之心。然而另一层安排却耐人寻味：纪王柴熙谨据一说同样失踪，另一说则是被赵匡胤心腹潘美收养，并改姓为潘；而蕲王柴熙诲则被大臣卢琰抱走抚养，从此改姓卢。换言之，这两支血脉在赵匡胤默许下彻底脱离了“柴”姓。
从结果来看，赵匡胤的确没有痛下杀手，但这种“仁慈”是有限度的。他虽然饶过了幼子性命，却切断了他们以柴氏身份延续宗庙的可能。后周恭帝柴宗训虽在宋朝生存，但于开宝六年（973年）早逝，仅二十岁。据说他留下五个儿子，若“誓碑”所载真实，他们理应受到善待，继续承袭香火。然而在史书中，这五子却像人间蒸发一般，没有留下明确的记录，也不见后嗣。到了宋仁宗时期，因皇位无人继承而有人指这是“天谴”，认为宋朝篡位并断绝周室香火，才导致报应。
为了弥补这一缺憾，宋仁宗下诏寻找柴氏宗族谱系，从旁支中选出柴咏册，册封为“崇义公”，专门承担祭祀后周宗庙的任务。从此，柴咏册一支以“崇义公”身份传承至南宋末年。可问题在于，这个所谓的“继嗣者”并非柴荣直系血脉，而极可能是柴荣生父柴守礼的族人。再加上柴荣本应改姓郭，在后周正统的宗庙体系中，理当以郭姓奉祀，而宋朝却坚持以“柴氏”延续，显然是一种刻意的选择。
这种安排背后潜藏的逻辑耐人寻味。赵宋皇室深知自己“臣下篡君”的根基并不光彩，为防止后世有人借“后周正统”之名兴风作浪，他们宁可模糊血脉真相，甚至抹去柴荣直系后裔的存在感。通过让柴熙谨、柴熙诲改姓，令柴宗训后嗣无声无息消失，再用旁支柴咏册充数，他们彻底消除了潜在隐患。
因此，可以说宋朝确实“优待”了柴氏子孙，但这种优待是选择性的。宋廷所保护和抚养的，更多是“冠以柴姓的族人”，而非真正的柴荣直系后裔。从政治角度看，这是宋朝维护统治安全的手段；从血脉与宗庙角度看，则是对后周宗室的另一种消解与否认。换句话说，赵宋王朝所谓的仁义，是在确保自身利益的前提下才存在的，它既掩盖了柴荣作为郭氏养子的真实身份，也切断了后周皇室的合法继承链。
最终，“柴氏子孙”在表面上得到了尊崇，而真正的“柴荣子孙”却被历史悄然抹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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